思绪如山

思绪如山

——续《冷寂的辉煌》

　　　　　　　　　　　　　　　　　

  

    太阳辉煌地照耀着。山岭、荒草、野树，在蓝天下向我献上了它们深秋所有的灿烂。站在山颠上，对着连绵而去的山峦，心里一声高喊：我回来了！离别32载，我又回来了！回到这冷寂的小山沟，回到那年年岁岁盼着我的深山里的小路上。

小路旁，野菊花正含笑开放。

这是2004年深秋。应邀参加了顺昌县第九届竹子之乡联谊会暨顺昌经贸洽谈会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当年我插队劳动的地方——洋口公社道吴大队黄坑头生产队，那遥远的深山里的冷寂的小村庄。

太多的震撼、太多的感触、太多的思恋，与小山沟里的一切一起向我扑来，涨满了我整个的身心，让我至今不能释怀。许多话，我只想暂藏于心。让我先写下我对小山村、对乡亲们的思念，写下久别重逢的一刻，写下记忆中几个知青同伴的故事吧——这思这忆，已埋藏得太久了，以至常常引来阵阵辛酸和钝痛。

那是一个个亲切又沉重的故事啊！

 

                    一

 

1969年的1月25日那个寒冷的凌晨，当我们第一批到顺昌洋口插队的福州一中学生，从洋口车站跟着从道吴大队前来接我们的社员走去的时候，我曾怀着迷惘、不安、新奇而又有隐隐的悲凉之感的复杂心情，悄悄打量身边用板车拉着我们的行李的农民们。太阳还未升起，在灰暗的天色映衬下，他们的面庞和身姿越发显得粗砺、刚硬。我意识到，我们——被称为“知青”的一群人，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同时又有种来自潜意识的感觉：我们成不了他们中的一员。这种感觉，朦胧却又固执，越发使我觉得前路似乎渺茫，我只能硬是把它从脑中抛开不想。

在那个所有人都沉默不语、空旷的原野上只听得见“嚓嚓”的脚步声的时刻，我们怎么会知道，此后满怀革命豪情的我们竟会在农民们中引起那么多的风波和矛盾呢？批斗五类分子风波、搬迁风波、春耕风波、禁止私开荒地风波、禁止私砍林木风波、闹粮风波、大白鸡风波……

时隔35年后的2004年深秋这一天早晨，同样在这条路上，我坐着洋口镇委会的小吉普，向道吴疾驰而去。同车坐着专程到洋口镇来接我的道吴村委会书记黄国兴、村主任许木荣。这条我曾十分熟悉的土路已扩大了、平整了。就要见到曾朝夕相处的乡亲们的激动，使我竟忘了寻找土路两旁我曾熟悉的景物，虽然我也常想起它们。

当年进道吴大队部所在地主村吴墩，第一眼看到的，是村口路基边一座连排连户的新盖没多少天的简易土木房子，一道门里是一户人家。几天后我们便知道了，那是因为黄坑头的农民们嫌山上穷困冷僻，把山上房子拆了烧了，迁到大队主村来而新盖的房子。为此，我们几个主动要求到最穷的黄坑头插队的知青率先搬上山，住进了小破屋。同时，为了让社员们重迁上山，我们上公社和县委请缨，得到大力支持，促成社员劳力农忙时暂迁上山，并且大队开始在山上丈量土地，准备适当时机让黄坑头重建家园。

我们当年的这一行动是否可笑呢？如今山下那排简易屋可还在？黄坑头的断垣残壁可曾变样？

车一进村，天哪，我第一眼见到的，竟仍然是路基边那一座连排的简易土木房子！它已历经了至少36年的风霜却依然如故。不同的只是外表重新油漆过了，遮蔽了以往的灰头土脸。

我不知是该心酸还是该高兴，更不知这是不是预示着荒凉在等着我。

不等车停稳，我便打开车门跳了出去，因为我认出了，在那座房前站着的两个老者，一个是当年的生产队副队长毛为密，一个是当年的生产队长黄春基的弟弟黄家基。

慈眉善目的毛为密那些年却是我最怕的人。他不爱说话，总是笑微微地沉默着。每当我在田间干活累了，拄着锄头或畔刀喘口气的时候，用眼角一瞄，总能看到他不言不语地将眼光向我扫视过来。虽说他脸上还是那种几乎一成不变的微笑，却吓得我赶紧再咬牙用力抡起锄头、畔刀，心里嘀咕：“别拿你这壮劳力的标准要求我这女中学生哦！”出工之余，我兼任会计、记工员、仓管员，时不时因生产队的业务跟一些社员发点小脾气甚至骂人，却从不敢在毛为密面前发火，不知是因为他的为人，还是因为他那不动声色的笑。

跟毛为密相反，黄家基却有些像“刺儿头”，凡事爱玩点小花样甚或闹出点洋相，也喜欢对有点姿色的女人说点“出格”话。夜晚，当我们和社员们一起围坐在山上泥屋前，每人手握一把燃着的竹片，边驱赶蚊子边开会时，他总爱说点俏皮话或大声发点牢骚。难怪他的女儿黄细妹会成为全村最厉害的快嘴快舌的小辣妹。（那时谁能料到小辣妹的人生后来竟会是个悲剧！）

我一个箭步地冲到毛为密跟前，双手抓住他的胳膊使劲摇晃着，用当年对他的称呼一叠连声地叫着：“为密，为密！”毛为密有点疑惑地看着我。“我是乔乔呀！黄坑头！喏……”我做了个拉小提琴的姿势。

毛为密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笑了——还是三十多年前我熟悉的那慈眉善目的笑——拉着我的手，张开嘴，好半天没说出话。

“当年我在田里干活时最怕你看我呀！”我突然几乎是喊着说出这句话，眼眶湿了。我赶紧抿住嘴，生怕眼泪掉下来。

黄家基紧两步走过来，对着我又是点头又是笑。他背有些驼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了，张嘴急切得有些语无伦次地嗫嚅着，全没了以前的伶牙利齿和狡黠。他俩都已七十多岁奔八十了。

“乡亲们呢？乡亲们在哪儿？”我极力压制着心里的激动和一丝辛酸，环顾四周。

“做活去了。”他俩一起说。

“快！上黄坑头！”我迫不及待，一把拉住村书记黄国兴的衣袖。黄国兴立刻拉上毛为密。不用拉，毛为密已经迈开了脚步。七十多岁的他还壮实得很。

不带我走从山沟里上山的羊肠小路（那路我曾无数次地走过。我爱那小路旁山洼里草丛后闪出的红灿灿的紫云英，爱那山崖下寂寞的小溪流），他们颇有些得意地说：“山的那头，林场开了条上山的汽车小道。”

黄国兴、毛为密和洋口镇政府办公室的女干部陈慧珍陪我上山。路上我不敢开口问住在山上的几户乡亲如今还在不在那儿。瘸腿老保管李春木大伯、编竹筐老伯夏赖俤和他的老伴、聋子赶牛汉陈道用、看水员叶立洲和他14岁的女儿叶宝钗，当年在清冷贫瘠的山上，和我们知青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啊！那雨天须穿起蓑衣的知青小木楼还在不在？我似乎还能听见那木楼里的笑声。

到了！兴奋、不安、惆怅的情绪紧紧攥住了我的心。

村口已不见了牛栏。黄坑头不需要牛了。

三十多年前头一次上山，我曾站在村口望着村里那一幅凄凉破败的图景——断垣残壁，荒草，灰烬。眼下，却更加荒凉。

我慢慢走进村去。

不见人影。

知青小木楼没了，木板架空铺成的晒谷坪没了，仓库只剩下残缺的半圈土墙……

走到春木大伯当年住的土屋前，只见到半截土壁。老人早已离世。

老保管春木大伯解放前给地主扛了大半辈子活，瘸了腿弯了腰。他一辈子孤身一人，可我总是见到他笑呵呵的。我们总随着农民称呼他“跛脚”，他从不生气。随着他一瘸一拐的慢腾腾的脚步，他挂在身上的一串大钥匙晃晃荡荡。每天，他不是到晒谷坪上翻翻稻谷，就是到仓库理理农具。他不识字，记忆力却惊人地好，哪天进出仓多少斤稻谷，谁家哪天借走几斤粮，队里哪天称出几斤化肥，等等，他随口就能说出，不差分毫。

我是他的助手，他待我亲如孙辈。夜晚，当我点起小煤油灯，坐在床铺前学习马列著作，摘抄文史资料，写作学习心得时，他那串大钥匙叮叮当当的响声，常常伴着夜虫儿的吟唱，成为伴随我的优美亲切的音乐。月光如银。山野的夜，幽深，宁静……

我不敢再面对这截破墙，赶紧走开。

站在原先知青小木楼前的那一小块平地上，我好像又看到编竹筐老伯夏赖俤黧黑瘦削的脸和麻利的编筐动作。老伯难得开口说话，整日为队里编啊编啊。有时没旁人时，我偷偷拉小提琴给他听，他也只是慈祥地笑着，眯着眼。集日，我跟着他出山卖簸箕竹篓。在深山密林里，他只是时时提醒我：“阿妹，走好，小心。”再不多说话。我猜不透他心里是不是在想什么。

与老伯的不爱说话正好相反，老伯的老伴儿却像个爱叨咕的可爱的老小孩。她患着严重的哮喘病，却喜欢说个不停。一没事了，她就端个小板凳，坐在自家木屋高高的门槛里边，胳膊肘支着门槛，看天，看山，看我们。

她是年轻时从南平嫁过来的。自嫁到这山里后，除了年轻时曾下山赶过几次墟之外，就再没出过山。没人知道她的名字，有时只叫她“赖俤婆”。她从不问我们山外的世界什么样。她常常依着门槛对我说：“延平好大好大啊！”她从不称“南平”，而仍用的是南平古时的名称“延平”。

“有一回我在延平看电影，我还是女孩子呀！”她瞪大眼睛，“哎呀，人在上面动，好吓人啊！我闭上眼睛不敢看噢，上面人有这么大！”她伸长手臂比划着，“呵呵呵”笑得像小孩子一样开心，接着就喘个不停。

听着她说的话，我先是觉得好玩儿，随后一阵难过。

没人在听她说话时，她就自个儿叨咕什么，或者对小鸡小猪叫着“噜噜噜”，脸上是一副天真的神情。

有一次出工，我左脚腕被田边竹签刺了个深深的口子，化脓烂了近半年，吃药打针不管用，溃烂处反有扩展之势。“赖俤婆”知道后教我将嫩丝瓜叶晒干揉碎敷在伤口上。我照做了，竟然几天就痊愈了。

几十年只与山岭、只与几户人家为伴的孩子似的“赖俤婆”和编竹筐老伯，也已双双离世。

还有聋子赶牛汉。他似乎是黄坑头最没有烦恼的人，除了放牛、砍柴，就是满足地喝点自家酿的米酒。他那时已有小四十了，仍孤自一人，住在哥嫂家里。其实他并没有全聋，可我们都跟着社员称呼他“耳聋”，没人叫他的姓名陈道用。山里几乎整日回响着他震耳的说话声。哪天他不在山上，没了他那如雷的声音，山坳里便显得愈加冷清。

朝阳出山，他赶着队里的牛满山坳转去了；落日衔山，他抡响牛鞭，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赶着牛从山后回来，肩上背着一捆柴。秋天，摘回一大枝浆果；夏天，采来一兜杨梅，“嘿嘿嘿”地笑着一粒粒扔给我们。

夕阳，晚霞，青山，叠印着牧牛的剪影，那是怎样一幅令人难忘的图景！

记得那回，知青伙伴们都回福州探家去了，我一人留在山上。一天晚上，我收工回来，因打摆子发烧，点马灯时晕晕乎乎地引起屋子失火，我吓得呆立在火焰熊熊的屋子中。是聋子赶牛汉第一个发现，第一个冲上来救火。是他的喊声唤来了住在山上的几个老弱病残的社员一起扑灭了大火。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大喊“火呀！火呀！”的那神情。

如今，他也已经不在这世上了。他的看水员哥哥叶立洲一家，也于十多年前离开了这穷困的小山沟、这令人伤心的地方，迁往遥远的异乡了。我们在这里时，他家还热热闹闹地垒起新土屋的，并没要走的迹象呀。

我真懊悔，为什么不早些抽空来看看这几户可亲的大山里的邻居、乡亲！

自从我们知青离开这儿，山上这仅有的几户乡亲或远走他乡或撒手人间之后，这山村里就没人烟了。别说当年在我们的斗争、努力之下，县委、公社党委支持我们，在山上丈量土地、准备让社员重建家园的计划完全落空，就连在我们下乡两年后，经县、社知青办批准，队里在山上开始为我们动工盖的新木楼（那楼建得极慢，建建停停，直到我们先后都返城之时，还未完工），也已不见一丝踪影，木板不知都被谁拆走了。

我抬眼向不远处的一道坡顶望去，寻找那棵我心爱的枫树。当年，我每天都要向这棵高大的枫树望上几回。它总是寂寞地守在坡顶望着天边。它伴着我，给我带来温暖和安慰。

可是，它在哪儿？那坡顶是空荡荡的，没了树影！为什么？

陪我上山的黄国兴告诉我，枫树被人砍了。

一阵难以言说的辛酸和不解啃咬着我的心。我忽又想到：难道，枫树的消失，正喻意着当年我们所有希望的破灭？

当年，为了不让社员们放弃黄坑头，我们几个知青又组织学毛著会，又开批判会，又办黑板报，农忙时天天凌晨四点吹哨子催促社员出工；为了能在黄坑头重建家园，我们上公社和县委寻求支持，致使有些社员冲上山，挽起袖子要与我们拼命……

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切，难道都是我们错了？强要社员们在不适合居住、不适宜劳作的地方建家园，是不符合生存规律的？这么说，我们几年的艰辛都白付了，血汗白流了，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梦？

想到这些，心里的那份沉重真是难以言表！但我却仍感到自豪，因为，在这里的日子，是我们真正走上社会以后上的第一课、经受的第一重磨练（如果不计下乡前的头几年“文革”岁月的瞎闯）。有了这样的课、这样的磨练垫底，世上还有什么样的艰难不能对付？

我惦念着当年我养猪的地方。毛为密领着我寻找着当年的田间小道，踏过架设在山涧小溪上的、由几根木头拼凑成的简易小桥，往山坳对面的山坡走去。

这是一块宽不过几米的狭长坡地，生产队在这儿搭了个猪棚，我在这儿当了一年猪倌。为养好队里的九头猪，我曾到县城学了一星期的醣化饲料制作法。可学回来后，农民们不兴这个，所以我还是每天捞萍、挑猪草、收泔水、熬米糠。整天一个人与猪为伴。

山坳里静极了，只有猪棚边的山泉流淌声。我边烧火煮猪食，边捧书读理论，《世界通史》、《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哥达纲领批判》……一本又一本。那种体验，那种情境，历历在目。忆起来，既有一丝留恋，又感到不可理喻。

猪养了一年之后，杀的杀了，卖的卖了，有两三头总也长不大的，不知给处理到哪了，我也从此走出了猪棚回到田间。有农民指着长不大的那猪嘲笑我把猪喂成了老鼠，我脖子一梗：“你来试试！谁让你们不让我用醣化饲料呢！”

猪棚早已被拆了，坡地上杂草丛生，山泉水也已干涸。

毛为密又陪我来到我曾夜半翻山去拜师上小提琴课的出山小路口。那几年，我曾经在日落时分站在这儿，在心里聆听山谷、密林、田野奏响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乐曲是那样雄伟、深邃、忧伤，真诚地抚慰人去憧憬光明。

看眼前，小路口当年深深的山涧水只剩下一线细流。过涧水走上小路，却依然是一片密林。只是不知这片滋养山岭的密林中，鸟兽们是否还安在。

在小村子里，站在当年的知青小木楼前我们办黑板报的地方，我沉思着。我们曾经将自己青春热血的激荡用文字凝聚在这里的一方板壁上，而不考虑有多少农民能识字或读懂。我曾写过几篇警示性、教育性的壁报稿。1969年五一节时，我又受知青们委托，写过一首诗《我们热爱毛泽东》，诗中反映的是那个特定年代的幼稚和狂热，以至在2002年收入《永远的脚印——福州知青文档》一书时，我羞于署名，而用了“佚名”二字。

现在我想，还是还历史以真实吧，它是我在那一年代中热血情怀的流露。

在我们曾办黑板报的这个地方，现在外县人垒了一座土屋。在队里曾为我们动工建新木楼的地方，也有两座外县人盖起的土屋。原来，上世纪80年代，有几户外县人家来到这没了人烟的黄坑头，承包了几亩山垅田和几片坡地，种稻子，种柑桔。后因田地贫瘠，外县人又陆续离开了，现还剩两户人家，在这儿种点柑桔。

陪我上山的洋口镇政府女干部陈慧珍摘了几个又大又红的脐橙给我，激动又郑重地说：“这是在你当时养猪的坡地上方的几棵橙子树上摘的，拿回去，摆在桌上，做个纪念。”

下山了。我执意要徒步从那些年下山去主村吴墩的小路走。黄国兴和毛为密兴奋地与我一起走下山。

还是那条杂草灌木丛生的羊肠小道。站在崖顶望去，远处依然飘浮着朦胧的烟岚。小路旁灌木丛上结满了小浆果。每当秋天浆果成熟时，我们总要在这儿和山里的女孩儿们嬉闹着抢摘。见我动情地盯着桨果，黄国兴摘了一大把捧给我。我贪婪地吃起来，尽管未经霜打，还未熟透。我是在心里念着山里的妹子们哪。

下山到毛为密家。我吃惊地看到他家里的一切布局、摆设竟还跟三十多年前一样，泥地黑屋。日子是比从前好过了，但儿子已到县城打工，家里没其他劳力，分到户的山垅深冷烂泥田收成不好，送人了。有几户没了壮劳力的人家与为密一样把那没多少价值的山垅田送了人。

 “山里的农民们没什么收入来源，也就是柑桔和一点竹子吧。”道吴村主任许木荣对我说。

黄坑头当年的生产队长黄春基一家都到顺昌县城打工去了，年事已高的春基在县城给人看大门。当初最壮的劳力、被我们誉为“团长”的王连团也阖家去外地打工了。原黄坑头生产队真是没剩几户人家了。

吴墩的乡亲们听说有个三十多年前的知青回来了，纷纷来看我。虽然因为当年我与他们不在一个村子，跟许多村民并不相识，可他们的那种热情那种高兴劲儿，就像我是他们的一个亲人。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几乎寸步不离我左右，一再对我说：“你回福州以后叫我们村的知青也来看看我们哦！”我拿出相机，乡亲们就像过节似地聚在我的镜头前。

记得在刚来插队、搬上山住以前，一次我病了，吴墩的一位老大爷自己熬了草药端到我床前慈爱地说：“阿妹，喝吧！”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现无从打听他。不知他老人家还在不在。

黄坑头几户乡亲出工还没回来，我盼望和他们见面，真是坐卧不宁。

在书记黄国兴家吃罢午饭，我在吴墩四处蹓达。我们知青搬上山前住过的屋子没了，原址上盖起了崭新的大瓦房。在近旁，我找到了原大队老支书黄国祥领着我们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那小土坡。老支书已不在了。他矮小的个子，却有着很高的威信。我们都服他。

一道小溪边，有个村妇在淘地瓜米。我和她一时都没认出对方。她抬头露出纯朴的微笑招呼我这“陌生人”后又低头干活。我上前自我介绍：“我曾经是黄坑头的知青。”她猛抬头愣了一刹那，随即叫了起来：“啊我知道你是谁了！你看看我！我，我是莲妹呀！”激动之下，木桶里的水飞溅开来。

“莲妹！”我猛地拉住她的手。当年那个能干的、脸蛋红朴朴的姑娘的形象，一下跳到我眼前。邱莲妹曾是“地主的女儿”，可朴实的乡民从不另眼看她，她自己也从没有背这个包袱，整天风风火火地快乐地干活。当初我曾纳闷：这是为什么？摸爬滚打多年后我才找到答案。“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口号，酿成多少啼笑皆非的事！

黄坑头其他那些叽叽喳喳的姑娘们呢？

快嘴快舌的小辣妹黄细妹已被卖给吴墩的一户村民。这是令人出乎意料的结局。腼腆的李宝珠自嫁为人妇后，就极少在人前露脸了。凡事不让人的泼辣的陈桂香随家人闯深圳，现重病在身，遥望故土却无法回程。好心肠的甜妹子叶宝钗跟父母离开穷困的山沟，移居他乡，不知嫁到了什么样的人家。她那一身补丁落补丁的花褂子总在我眼前晃……

“细妹来了！”黄家基领着一个女子快步走来，老远对我喊。

是那个整日笑不停话不停的小妹子？我有些疑惑地盯着走到我面前的女子。只见她不言不语，呆呆地迷惑地看着我。她个子长高了，有些瘦削，满脸沧桑，明显地老了。好半天，她才迟钝地说了句：“那时候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当年我大弟也在这儿插队的时候，跟细妹是好朋友，他俩总是嘻嘻哈哈地打闹。大弟刚交18岁时曾朦胧地喜欢过细妹。我们曾悄悄打趣地问他：“你领她进城还是你当插门女婿？”两年后招工，我大弟去了三明钢铁厂。临走，他不舍地跟乡亲们、跟细妹话别。

可现在，细妹困惑地慢慢地摇着头，迟钝地说：“知青？你弟弟？我不记得，不记得呀。”

我默然。

对面走来一个满面红光的村妇。看到我，她惊喜地亮开大嗓门高声喊：“乔梅英！”我定睛一看，一把搂住她的肩：“静英！”这是当年吴墩一个活跃的姑娘。

静英兴奋地对这时前来找我的黄国兴书记说：“那时乔在吴墩教我们表演唱呀，这样演，那样唱，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哦！”

我们仿佛又成了当初的女孩儿，抢着话头忆起那时知青和乡亲们的联欢会。露天联欢会，全村从未有过的热闹 。

在我的照相机镜头前，她们兴奋地换上了自己最漂亮的毛衣。

“日子过得好吗？”我问静英。

“好呀！好呀！”她炒豆子似地回答。她丈夫是我们在这里时的民兵队长，外出干活是一把好手。

洋口镇党委书记陈超、镇长廖盛奎先后从镇上来接我去吃晚餐，村委会虽希望我能在村里多待些时间，却也不好再挽留。

村民们送我上了车，声声叮咛：“一定再来啊！”

突然快步跑来一个人，往车窗口探进头来。

“其凤！”我喜出望外地喊起来。

其凤刚收工，听说我来了并且又要离开了，忙不迭地冲过来。他张着嘴，却好半天说不出话。

“还记得那只鸡吗？”我大声问。我俩都笑了。

那还是我在山里插队的时候，一天，我从田里收工回来，发高烧，忘了锁鸡笼门，鸡被黄鼠狼叨走了。“地主的儿子”邱其凤兴奋地找到那只鸡，要自家炖了吃，可队长和工作组同志要他炖好送来给我吃，引出我串串眼泪。如今，这却成了我们美好的回忆。

车开了，我大声对着道吴喊出一句话：“我一定再来！”

喊这句话是因为，我想起三十多年前那个凌晨当我第一次踏上这条路时的那个感觉：我既意识到我们将成为农民中的一员，同时又有种来自潜意识的强烈感觉——我们成不了农民中的一员。那么，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

这不是一两句话的答案啊。当年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成为农民中的一员，即是要——从一切观念上，从文化、意识、道德标准上，都完全农民化，也即“脱胎换骨”。然而，这从深层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倒退，是社会的倒退。何况，我们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农民”，实际上是在损害农民们的利益。这种向农民的同化，是在制造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首先是农村社会的种种矛盾。当然，当初我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只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反抗。

现在呢？几十年岁月还未能完全消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深远消极影响，但我们却对农村这片浸透过我们的血汗和泪水的土地，产生了反思似的眷恋。这不是怀旧。这里面有着深刻的人生况味和哲理思考。

从情感上，我们和农民们反倒比往昔近了，然而，终究——我们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

    

现在，我要来讲讲几个知青同伴的故事。

故事，埋藏在长长的岁月中。

回到这僻静、寂寞的小山村，看到这里曾是那么熟悉的一切，心里升起的那深刻的悲伤、沉重的思绪，使我按捺不住地想讲他们的故事。

他们曾在这里给这个世界留下沉重的脚步。

 

第一个故事——

我想隐去他的姓名。

想起他时，我也同时想到山野里的桃树。

他高高的个子，略为方正的脸庞，戴一副酒瓶底似的深度近视眼镜。“文革”开始时，他是福州一所中学高三的学生。他是个内向的人，有些孤僻，不常加入我们几个知青热闹的谈笑。也许是觉得我们的行为太激烈吧。

下水田干活，他手脚显得笨拙；时不时，见他拄着锄头发呆。挑起担子，他也比同队的男知青们吃力得多，双手撑着扁担弯着腰，让人看着心疼。

我们友好地笑他是“书呆子”。他是个老实人。

晚上，我在煤油灯下读文史，读马列，见他——眼镜先生（权且这么称呼吧）也在读书。近前一看，他读的是理工类的书，什么电啊，机械呀。在批判“白专道路”的那个年代，读这些书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有时我跟他会在大队主村碰面，他是去看在那儿插队的他的一个妹妹，我是去大队参加会计出纳之类的会。我见他仍带着他的理工书。

终于有一天，他很郑重地对生产队长黄春基说：“山坡上、山坳里，到处可以看到桃树，你们不能让桃树这么随便生长，要剪枝，那样果子才结得大结得好。我来帮你们剪枝！”

队长笑了，我们也笑了，社员更是在背后笑。那都是些野生桃树呀，只会结小毛桃的，而且是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整个大山里，谁去管它呀，有必要管吗？

可是队长点头了，也许是看他这深度近视眼，反正也干不了什么农活吧，要剪就让他剪去。

“好，这活就派给你了，修剪桃树枝！”

从此，每当我们扛着锄头、草耙，排着队出工时，他也动身了——拿把大剪刀，雄纠纠气昂昂地满山转去了，还挥挥手跟我们说“再见”。有时，我们在山垅田里干活，见他从一旁高高的山坡上走过。他挥起大剪刀，挺神气地对我们致意。见到桃树，他就上去“咔嚓咔嚓”很认真地来几剪子。

最终，我们谁也不知经他剪过枝的桃树结的桃子是不是大了点儿甜了点儿。因为根本就没人去关心过、看望过野桃树们，也没见谁摘桃子来吃过。

好像是又过了一年吧，大队要搞白木耳种植。眼镜先生又自告奋勇毛邃自荐，要帮助大队培训白木耳种植的技术人员。也是，只要找到有关的技术理论的书，他都能学会。

于是，他被暂时借调到大队部去了。大队部近旁搭了个棚子，里面堆满用来培育白木耳的木头。他就在那儿开始施展他的身手。

此后，我有事时到大队部去（有时是因我生病，不得不下山来住几天），晚上睡在我们搬上山前暂住过的小土屋里。发现眼镜先生在楼上一个角落用木板隔了一个小小的包间，住在里面。每夜，他的油灯都亮到很晚。

第三年，同队的知青有的已招工走了，有的转到其他地方去插队了，有的正准备转到下放的父母那儿。凄冷之感已开始冲击我们。眼镜先生还没走，但他大多时间在大队，和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那时，大队准备建个小发电站，眼镜先生又出来承担了这项工程的主要任务。他带人勘察地形、设计图纸、买器材。我们真不知他是怎么学会这一切的。社员们开始把他当成能人了，简直崇拜他。我下山到大队去时，还常能听到他的消息。

返城潮开始蔓延。公社几个大队的插队知青各显神通，一个一个地调离了。道吴大队几个村的知青也陆续回城。知青中人心惶惶。繁重的农活、荒漠似的文化生活、贫困日子造成的身体日益虚弱，使我们感到窒息、失落；农民的不理解、一场接一场的刧难，打碎了我们的理想之梦。由此，各村的知青们之间几乎不再串联、不再互通信息了，谁也顾不上谁了。渐渐地，我们也就没有过问眼镜先生的消息了。

再后来，我撑着总是莫名其妙地发低烧的病痛之身考进了一个地区文工团。

在道吴大队的知青们都离村之后一两年，小发电站终于开始发电了，供电给主村、黄墩、溪源三个村子。这次回道吴，我才了解到，发电十多年后，因溪水干涸，水电站废弃了。

眼镜先生下面的故事却十分悲惨。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他总算遂心愿进了大学，攻读他心爱的理工科。多少年的盼望和等待啊，一旦如愿，狂喜和激动的冲击难以控制。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以这样的年龄和身体要跟未经过下乡刧难的年轻学友们相拼，他担心自己学不好，拼命苦读。终于，他支持不住了，夜夜失眠。越失眠越担心，越担心越失眠。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在迷乱与绝望之中，一天，他突然纵身跳下了高高的教学大楼……

就这样，他离开了他热爱的学校、热爱的世界。

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他了。

黄坑头山里的桃树们若还在，会想起他的——他神气活现地挥着大剪子巡逻在山岭上。

 

第二个故事——

现在写下的这个知青同学姓王。就先叫他王子吧。

他黝黑的皮肤，瘦削的脸，却充满力量。他的家在那时的福州郊区，世代务农。“文革”开始时，他是福州一中高二的学生。 “文革”中，他是学校一个群众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下乡后，延续在校时的地位，他也是我们黄坑头知青的头面人物。  

下乡没几天，就遇上春节。我们组织起与农民的篮球赛，他是知青篮球队的主力。和农民联欢，他是积极倡导者之一。出工收工，在山路上我们高诵“山，刺破青天锷未残”，高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总是把嗓门亮得响响的。遇上公社放电影，我们爱看电影的几个人傍晚收工顾不上吃饭，兴冲冲地走几十里山路去镇上看电影，他是积极参与者。挑担子，他把谷子装得满满的。为动员农民搬上山，下山找大队干部提议开批判会，他是组织者之一。为动员全体社员在山上重建家园，我们上县委请战，他是代表之一。

他爱好音乐，下乡时带着一把二胡。午间休息和夜晚，他常咿咿呀呀地拉。同伴们笑他琴技差，像拉锯，他先是面露不悦之色，继而不管不顾地又陶醉到自己的琴声中，一副我自稳坐钓鱼台的架势。

春耕前，队里搞薄膜蒸汽育秧。离晒谷坪不远的田里挖了个大土坑，架上锅，日夜不停火地烧水。夜里得有人轮班填柴。农民们下山住，任务就落在了几个男知青身上。轮到王子值夜班时，他拎着二胡坐在炉火旁。半夜三更醒来，常听到野地里传来他的二胡声。山野黑漆漆的，冷风嗖嗖，竹林哗哗作响，夜鸟扑啦啦拍翅飞过。在这样的背景上，他的二胡声听来怪瘆人的。他自得其乐。

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一年。大家在一起快快乐乐的，战胜了劳累、艰难和困苦。

很快，王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后反差之大，判若两人。

大队党支部组织知青们写总结材料，回顾一年多来在农村锻炼的情况，谈心得。我们每人都写了满满几张纸，诸如：学毛著体会，学习农民不怕脏不怕臭的精神，农活技术上的提高，等等。可王子一字没写。他说：“奇怪，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内容可写，我认为没什么可写的。”我们不解地看着他。

渐渐，他不爱说话了。出工收工路上，听不见他的歌声；夜晚，听不见他拉二胡。再后来，他不愿出工干活了。下田，他走在远远的后面。挑肥料，忽然就不见了他的影子。仔细一搜寻，发现他在一片林子里，坐在倒伏的树干上，手拿树枝低头在地上划拉。有时，他干脆躲到山下小屋去，几天不上山，说是身体不舒服。下去看他，发觉他没有生病。

农民们说：“还是一个学生头头呢，就这样的？”

工作组同志说：“小资产阶级劣根性！”

究竟怎么啦？一天我问他。

他很严肃地说：“我在想，难道就一辈子当落后生产方式的工具？国家培养一个学生不容易，知识青年在别的岗位上比在农村对国家贡献会更大，大得多！我认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举动，是——”他顿了一下，小心地、但又是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是错误的！”

我愣了好一阵。其实，我也曾暗暗地在心里疑惑：难道在学校学的一切都要从此抛弃？在别的岗位上就不是革命的了？想必其他人心里也有这疑问。但我们又认为，现在国家没叫我们离开农村，反正我们还年轻，前途总还是远大的，先干吧，既然干，那就干得好些。所以谁也没王子想得多，没有像王子那样说出来。知青中并不是所有人劳动都积极（我们是“共产主义”小集体，因此有的人不怕自己工分挣得少），但本来就懒散的人始终懒散反而不显眼。可王子不同，他算是头面人物，前后又判若两人，因此很扎眼。

“告诉你，我绝不会扎根插队，我在想办法离开这里。”他坚决地对我说。

他做到了。不久，他就通过关系到某个地区的地质勘探队去了。不知他是不是受话剧《年轻的一代》的影响向往地质勘探。我祝贺他。

岁月流逝。同队的知青差不多都走了，我却因为曾跟公社知青办的一个负责人（记得是转业军人）吵过一架——纯粹是为工作问题吵的架，而被他卡住不让上调，甚至硬是把县里指定给我的名额换成别人。

辗辗转转，十多年后，当我成为省城一家晚报的记者时，又见到了王子。他早已调回省城了，还是在地质勘探部门。碰面时，我们都不提起上山下乡插队年月的事。对那些事，我们心照不宣。

又过了几年，一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他回了道吴一趟，但没上黄坑头。至于回道吴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感想，他缄口不提，我也就不问了。

1996年，他病了，病得很重。原以为是“文革”中受的伤复发，后发现不是。5 月，我出差去北京。从北京给他家里挂电话时，他妻子说他想吃北京的燕麦片。回福州时，我买了一纸箱的燕麦片带回来。但他已无法进食任何东西。几天后他在医院离世。

道吴有上年纪的村民说，依稀还记得他。

 

第三个故事——

这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我们都叫他“小乖”。

“文革”开始时，他是初二的学生。他不是同队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但长相和性格却完全是个孩子。他身量还未长足，椭圆的脸蛋，天真无邪的眼睛，小巧的嘴，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带着点撒娇的腔调，像个可爱的小猫咪。也是的，若不是下乡插队，他一定还偎在妈妈身边撒娇呢。

他是个听话的孩子，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遇上脏活苦活，他会不太情愿，但也仅是悄悄撅一下小嘴，随后便不吭声地干起来。遇事他没什么主见。生产队开会时，他坐在小板凳上或者铺上，忽闪着眼睛往每个人脸上轮流地看。这么说吧，他完全是一副跟在大人身后颠颠地跑的小孩模样、小孩脾性。

田间休息时，我们常拿他打趣，“小乖”“ 小猫咪”地叫着他，捏捏他的小鼻头，摸摸他的柔发。其实，严格地说，我们哪个人不是孩子呢？只是我们更心疼他。对小乖打趣，还有一层谁也没说出口的原因：借以给我们艰苦、枯燥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和温馨的色彩。有时，我们会像支使自家小弟弟一样支使他递个毛巾拿个杯子什么的，他也温顺地应了。当然了，也会有反抗的时候，那更会引来大家一阵快活的笑声。

一次他从福州探家回来后，郑重地宣布：“我改名字了，以后你们不要叫我原名了，我叫宏民！”说罢他挺挺腰板，似乎要向我们证明他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了。

“嗬嗬，‘宏民’，好个宏伟的公民啊！”我们大笑。

笑罢，依然口口声声叫他“小乖”，天天叫他“小乖”，连他原名都不叫，没人理会他那个“宏民”。

他每次探家，父母都伤心地久久不放他再回山里来，每次都要往他的背兜里塞进一些吃的，千叮咛万嘱咐注意安全。终于有一天，身为军医的他的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为他办了个“病退”证明。

揣着这张“证明”， 小乖一级级地悄悄办好了回城的手续。他离开山村的那天，大家既为他高兴，又黯然神伤。平时一脸孩子气的小乖，第一次显示出些“成熟”相：从他脸上既看不出有多高兴，也看不出是否难过或难舍。他没多说什么，在我们出工之后，他背上行李，下山了。

几个月后，我回福州去找医生治疗在挑担子时摔伤的肿胀的小腿时，听说小乖在一家部队的汽车修配厂当了工人，便去看他。正是盛夏，我顶着烈日，忍着小腿的不适，骑自行车跑了几十里路。到那家工厂时已是正午了。岗哨叫来了小乖。

小乖胖了，脸红扑扑的。显然他已午休了，睡眼朦胧的。不懂事的他对我的突然来访有些不高兴，皱着眉头不想多说话，只说他当了一名粹火工。问他不比在农村累吧，他说“还行”。

为了让他能再回营房睡会儿，我告辞了。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当我调回福州后，突然听说小乖已病逝多年了。

真不能相信，那个可爱的“小猫咪”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如果没有插队，他的路是不是会长些？也许他的逝去跟插队生涯并没关系，但山村里留下过他稚嫩的、孩子似的笑声，在山村里生活过的人们还会记起他的。

 

    暂未写下的故事——

还有我的亲爱的大弟乔建榕。他年龄比小乖还小，却是那样地成熟，那样地刚强。干起活来，他能跟农村强劳力相比。他最能吃苦。他的工分是全队知青中最高的。他开朗乐观。提起他，没有一个人不大为赞赏。人人喜欢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清晰地刻印在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心上。

曾经一起在山沟里流汗流血、摸爬滚打的知青同伴们，其他的人现在都在哪里？他们有的远居大洋之外，有的渺无音讯。不管他们在哪里，我知道，他们都是社会的中坚。是的，有了那样的艰苦磨练垫底，世上还有什么样的艰难不能对付？还有什么社会责任感不在心头挂着呢？

 

当我在这个辉煌的深秋，站在这冷寂的山坳里时，感觉过去的一切真像一场梦啊，却又像我曾在这山坳里从心里聆听到的那《悲怆交响曲》，那样地悲壮啊！

你看：静静的山野，高高的坡坎上走过迟归的老牛，淡然地哞哞叫着，走啊，腾蹄走进了天边的晚霞。赶牛汉把牛鞭脆脆地抡到了云彩上，回头留下几声憨笑。那株孤傲的枫树在风霜中把满枝火红摇动，红雨纷纷。一队知青扛锄人唱着，隐进了满山烟岚中……

现实，还是梦境？

 

    作者简介：乔梅（又名乔梅英），女，1969年1月24日从福州一中到顺昌县洋口公社道吴大队黄坑头生产队插队。福州晚报高级记者。                                        

（注：《冷寂的辉煌》载《永远的脚印——福州知青文档》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