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一位语文老师
温 泉
陈伯琴老师,曾在顺昌中学(今顺昌一中前身,校址相同；1958年秋之前，只有初中部,且是顺昌县唯一的初级中学)和南平一中任过语文教研组长。他在这两所学校都曾春风风我、夏雨雨我。
他的英俊相片，我至今珍藏着；他四五十年前的桃李训迪，我仍记忆犹新。
（一）授业
（1）
“你们注意听！我讲课，话不重复；堂上不听者，课后问我我不答！”这是他开学第一堂课的见面辞。
他讲课，就象写文章，不肯多用一字，好象口水比墨水更金贵。
每当他授课，同学们都两眼跟着他，或者目光随着粉笔在黑板上挥动。他的板书端庄秀丽，他的讲授口齿清晰，层次分明，娓娓动听。我们的课堂笔记都详细且有条不紊，有口吃或啰嗦毛病者得到了纠正。
（2）
“语文课，既是文化基础课，又是政治课、伦理课。学语文，不仅要认字明理长见识，学习说话做文章，还要学习怎样做人。”这是他另一堂课的开场白。
他兼做过我们的班主任。他对我们嘴用很少，眼用很多。他通过观察、家访，侧面了解、个别谈心，面批作文，介绍好书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他介绍伟人传记给我们读，让榜样的力量帮助他牵着推着我们向前走。他要我们做好一篇作文，题为《理想与道路》。他在我的作文卷后点拨：“要做对人民有用的人，关键不仅在于树立符合时代精神的理想，而且在于选择好实现理想的正确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到达通向大理想境界的小目标之地。”
（3）
“要学好语文，不仅要理解，还要背诵、默写。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背书出秀才。’信者，则照办；疑者，则当它耳边风好了！”这是他在某堂课的结授语。
于是，我们天一亮就到操场、花圃、大树下高声背诵。当时虽有许多语句不能甚解，但后来却体验到了牛反刍的细嚼甘味。
（4）
“学语文，不光在课堂上，还在课堂外。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又说‘功夫在诗外’。”这是他总结某课文的点晴词。
于是，我们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的各项有益活动，面向时势和人生。锄柄、锤柄、笔杆、枪杆不仅磨厚我们的手，也磨亮我们的心。
我在日记上写过：“睁大眼睛看世界，开动脑筋想问题；莫将文字作儿戏，要成五谷众充饥。”
（二）解惑
（1）
我的作文被他贴在班内的“学习园地”上。有同学把它作为范文模仿起来，我则洋洋得意。
他在作文讲评课上说：“写文章是没有范文的；要说有，那是现实生活，而不是文字面上的东西，张贴较好的作文，只是给一些同学一点启发罢了。”
我和仿者都低下了头。
我仿毛主席《沁园春·雪》写了一首虽不合词律，却口气直冲牛斗的“词”。
他把我喊到他家：“说话做事写文章，都要切合实际，这实际包括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时地环境。”
听师一席活话，胜读十年死书。我觉得立时长大了许多。
（2）
“太阳哟，你多么光辉！
但是,
当鸟云遮住你的时候，
我看不到你，
你知道吗？”
我受到生活指导员的批评，腹内孕育了这首无题诗。
自选题作文课，我把它写出交上。
他没打分，只批曰：“回头是岸！”
这四个红字一下肚，“蒙汗药”就从我全身的毛孔一齐涌了出来。
（3）
他中等个头，不胖不廋，夏爱穿白衬衣黑裤子，冬爱穿灰色或蓝色中山装，西装发不长不短，日字形的脸流露几分严肃几分微笑。因为他人长得俊秀，有学者风度，课又教得好，对同学不苛克又不放纵，身教重于言教，所以同学们对他很尊敬，很听他的话；而对于一些年青老师，则有不以为然的样子。……
他知道这个情况后，在班会上便领我们复习韩愈的《师说》， 重点地多角度地讲解其中一段：“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三）导航
（1）
我各科成绩差不多，高考填志愿表时，理化老师动员我报考一类，生理卫生老师动员我报考二类，他也来对我训告：“任何事业都需要创造性的劳动，都要有点冒险精神，文学事业是创造性的事业，也是有危险的事业，吃饭也要预防哽喉啊！假如你要入文学的宫殿，不要走错门，不要上梯一半就跌下来！鲁迅投医从文为哪般？郭沫若说，文学与利己主义无缘。你三思！”
于是，我报考了中文系。
（2）
“凡是有外框的字，都要写小一些，才能与其他字相配，以适应人的视觉缺陷。”他在一次写字课上如是说。
有一次他为学校写横幅大标语，实践了自己的书法理论，在方形纸上把“庆祝国庆”的“国”字写得较小些。
教育革命时，有个权威人士在会上责问他：“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你有意把‘国’字写小，安的什么心？”
事后，我同情地存问：“你真冤枉！”他却劝慰我说：“我相信他以后会明白的。”
他在我心中种下了相信真理、相信人的种子。
（3）
他从教三十多年，桃李满天下，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他遵循党的教育方针教学，即使在难忘的一九五七年也没说过有可能被误划成“右派”的话。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挨了批斗。斗他的理由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以至有胃病也无法及时医治，终于癌变而早逝了----才五十出头啊！
我曾在他还活着时回母校探望过他：“你受屈了！这算什么‘文化大革命’，分明是要革老师的命嘛！”
“我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让他们这样搞下去的！”他开导我。
“但这是有许多党员跟着干的呀！”
“我相信党自己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他教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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