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正爱民的廖刚

[日期：2005-10-20]

来源：作者：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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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徽宗统治的25年(1101—1125年)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公元1106年，36岁的廖刚考中进士，历任县主簿、判官、录事、教授后，又调往漳州为司录，1120年廖刚被提升为国子录，不久又被提为监察御史。当时，宋徽宗最宠信的官僚是被人们称为“六贼”的蔡京、童贯等人，他们骄奢淫逸，无恶不作，甚至公开出卖官爵，而百姓是“破家荡产，卖妻鬻子”。于是方腊领导江浙农民起义，宋江在北方领导起义。面对这些情况，新任监察御史的廖刚，不畏强权，不怕蔡京等人跋扈，“论奏无所避”，向宋徽宗直言社会的腐败、弊端及改革措施，无奈宋徽宗不予采纳。当时官场群臣逢迎拍马，趋炎附势，廖刚厌恶这种污浊腐朽，要求离开朝廷到地方做官。
   公元1126年宋钦宗即位，召廖刚为右正言，后改为工部员外郎。1127年宋高宗即位，先后提廖刚为福建提刑狱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刑部侍郎，以微猷阁直学士知漳州，1139年又提为御史中丞。当时宋高宗宠爱秦桧。秦桧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想拉拢廖刚和他合作，借“台谏之力，斥逐异己者”，可是廖刚不与秦桧同流合污，办事“介然守正”而使秦桧“无所承望”。而且他每次上朝向皇上奏事时，总要提醒宋高宗分清身边的君子、小人、朋党，要“察见其为小人而去之”，不要被秦桧蒙蔽和左右。对此，秦桧又恨又怕，就派人去威胁廖刚，可廖刚凛然正色道：“臣职纠奸邪，当务大体，若捃摭细故，则非本心。”
   北宋灭亡之后，金人于公元1130年在开封建立傀儡政权“大齐”来破坏南宋抗金。郑凡年原是北宋大臣，“靖康之难”时随徽、钦二帝一起被抓走，后降于金。不久从伪齐来到南宋。他与秦桧有姻亲，于是在秦桧活动下，他被授以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廖刚知道后十分气愤，上书皇帝说，郑凡年身为钦宗皇帝身边官员，居然降金，今天回来免其一死已是万幸，还给他高官厚禄，此“非所以训忠义也。”宋高宗不听。
   公元1140年，金国发生政变，兀术一派掌握大权，撕毁1130年与南宋订立的和约，并大举进攻南宋。廖刚听到消息后，一方面在朝廷中积极支持和部署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另一方面当众在朝廷上责骂郑凡年“君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在朝?”郑凡年被廖刚当众骂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只好辞官回家了。秦桧见郑凡年如此，也帮不了忙，只好对廖刚说“尚书晓人，不当如是耶?”而廖刚则回答说：“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枉道徇人，非吾志也。”根本不理秦桧。
   金国兀术大举进攻南宗，岳飞等人在前线拼死抵抗，秦桧在朝廷里则积极破坏抗金，向金求和。廖刚当即写信给秦桧，明确指出“举国之人皆不以和议为然”，要求秦桧向全国人民痛自引咎，承认议和是“我所见不明”，“此我之过也。”要秦桧“一意治兵，更无他意”，如果金兵打来，则“高宗当议亲征，与之决战。”秦桧对廖刚的话置之不理，继续破坏抗金与向金求和。为此，廖刚上书皇帝，要求起用德高望重的积极抗金的旧相李纲，罢免宰相秦桧。秦桧听后，对廖刚恼羞成怒：“是欲置某何地耶?”宋高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之一，他对秦桧是“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他不会罢免秦桧，秦桧依旧为非作歹。朝廷腐败，社会黑暗，人民遭殃。廖刚一边反腐倡廉，一边为民请命。
   时值两宋之交，战事频繁，天下不定。许多官兵肆无忌惮。他们强抓人丁，逼做苦役或强行充军；见到外地人进城，就封锁城门，敲诈勒索；看到陌生人手拿东西，就故意高喊捉贼，然后公然抢劫。百姓人人恐惧，敢怒不敢言，乡下人连进城都不敢。廖刚对此深表不满，他上书皇帝说，军队强抓人丁，而“其间盖有老年无归、惟恃一子以给朝夕者，一失所依，遂至殍殆，最为可悯。”对于官兵四处骚扰、欺压百姓的行为，廖刚说：“为君为臣，当使斯民熙熙愉愉，……而兵卫扰民如此，岂可不禁哉?”
  宋金战争和统治者的糜烂奢侈生活致使大量钱财浪费。宋朝统治者把这些费用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面对这种情况，廖刚规劝宋高宗说：“君者，民之所载也，剥民不已，必害于君”，又说“君民一体，……民且贫困愁苦，而不聊其生矣，君独得安乎哉?”要求减轻百姓的捐税负担。同时要求统治者改变奢侈浪费的行为，“圣王之用民财也，皆如民之膏血视之，虽欲不敢妄费，虽喜不敢妄予，故节以制度，凡皆不得已而后用。”当时广南一带农民起义不断，百姓特别贫困，而朝廷每年要该地上交盐税67万缗，廖刚对此发出“疲民何所从出”的惊叹，要求朝廷对广南一带“姑与蠲减常赋，……以休养之。”
   绍兴五年，天下大旱，许多农田颗粒无收，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他们以糟糠为食，“间相枕藉而死者不可胜数”。可灾区官吏无视百姓灾苦，“催科急迫，……略不可少宽”，这样连许多中等富裕人家都得逃亡。看到这种情景，廖刚感到“深为可骇”，他请求皇上马上下旨，要求灾区官吏“宽其赋税，尽发仓廪”，并尽快与民间大户联系，要求“量地远近，通融救济”；对于粮贩子令其不得囤积居奇；灾情轻的地区要支援灾情重的地方；而对于朝廷所拨的救灾粮，所经地区的官员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挠克扣。
  南宋初年，阶级矛盾尖锐，各地农民纷纷起义，著名的有范汝为、余胜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廖刚虽然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却能同情与理解百姓的起义，说起义的农民“平日皆是良民，他时不为盗而今举为之者，岂无所因而然?”他认为原因是百姓在“凋瘵之际，已不胜困苦，而官兵洊至，料须百出，粮食乏绝，死亡无日，遂人相率为盗”。所以他要求朝廷对起义军当以招抚为主，反对武力镇压，同时对广大起义的百姓，要“尽释其罪而更生之”。
  公元1132年，南宋政府平息了福建范汝为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曾发布了不少安民政策。可地方官员“尚欲取之于民”，对朝廷的安民政策布告只稍为张挂随即收藏，不想让百姓知道。这些地方官吏违背朝廷的安民政策，继续胡作非为，或者继续霸占他人田财不还，或者又乱收租乱摊派。廖刚说这些“盖奸贪之吏尚欲取之于民”，要求“重置典刑”，严惩不贷。同时鼓励百姓举报，并对百姓的举报给予保护，他请求皇上下旨：“专责诸监司受理诉词，不得辄有阻抑。”
   南宋对金作战，不少官员“恃功希恩”，而“所请多废法”。对于这些现象，宋高宗是请无不从，求无不给。对此，廖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公元1129年，金军进逼扬州。当时任江淮制置使的刘光世领兵迎击，他贪生怕死，“未接战即溃”；率兵守江州时，他每天饮酒作乐，金兵自黄河渡江三日还不知；而1136年守庐州时，更是弃城而逃。这样的人还凭其带兵打仗向宋高宗要赏，替他盖房。于是宋高宗赐刘光世造宅钱三万贯，并派漕臣组织民工修盖。一时都城附近几十里，官兵到处骚扰，一见木头就强行扣留，颇为民害。廖刚知道后三次上书反对，说刘光世带兵“初无尺寸之功，亦不闻曾与敌人如何接战”，如此赏赐，“臣恐四方闻之，皆不以为然也。”
   公元1129年，南宋大将苗傅、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韩世忠等人率兵讨伐，宋高宗才得以恢复帝位。于是韩世忠向宋高宗请赏赐建康永丰的960顷官田，宋高宗如数赐给。廖刚两次上书反对说，永丰960顷官田，朝廷每年可收租粮三万石，这些田赐后，官粮每年要减少八分之三，而减少部分又要取之于民，“不知三万石竭几家之膏血才能办！”这样做是“陛下忘斯民之贫困也”，是韩世忠“不念国用艰窘，民力殚竭”，请求将赐田收回。
   南宋初战事频繁，费用极大，而政府财源紧，百姓贫困。可政府官员迎来送往。铺张盛行。一个朝廷主帅到地方，地方所花迎接费用大郡要数万缗，小郡也不少于数千缗。更有甚者，一些朝廷官员假借追捕犯人之名到地方游玩，要求迎送者千百人，吃喝玩乐，花费无数。朝廷官员如此，地方州县官员之间往来也一样浪费。对此廖刚强烈呼吁：“士大夫多务便私，鲜有能为国家爱惜财用者。”这样浪费是“徒竭吾民之脂膏，无补公家之毫发，弊民力殆不能堪也。”他请求宋高宗对这些开支做出规定，严加限制，若再敢铺张浪费，则“并痛治之。”
   廖刚认为一个国家要廉政清明，关键在皇帝。皇帝要做好榜样，要重视节俭。他反复提醒宋高宗奢侈会亡国，秦始皇如此，隋炀帝也是如此。当时宋高宗想巡幸武林，即准备派人到武林大兴土木，廖刚当即劝止：“武林非可久之地，陛下志不在焉，因陋就简可也。”皇帝一定要谨慎自己的一举—动。“君子出其宫善，则千里之外应之；”皇帝做了榜样，上行下效，廉政清明之风必然发扬光大。一段时间，宋高宗对提拔皇亲国威为官一事不按惯例，予以特殊照顾，如让附马潘正夫以都尉知开府，让外戚盂忠厚以郡王出守镇江。廖刚反对说：“然德陛下之赐者甚寡，而不以为然者天下皆是，此不可不知也。”要求皇上特降圣旨，后人不得援例。
   廖刚为官一生清正廉明，他忧国爱民、威武不屈，他的精神，他的品格名重于天下，名扬于千古，为世代所赞颂。宋代理学大师张栻评价他“公之清德，壮老一节。持身立朝，冰寒玉沽。……靡慕于宠，靡挠于势。进无隐言，退不惭愧！”明朝人称赞他是：“高峰之英，笃钟杰人，道南高弟，绍兴名臣。忠直抗言，奸邪沮气，完名全节，仪型百世。”

                                                                   写于顺昌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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